俄国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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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根据前述旨趣，但丁属于第一个，莎士比亚属于第二个范畴；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是刺猬，惟程度有别；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当然，这项二分法，正如一切这种过于简化的分类，若强直径行，即成矫揉烦琐终至荒谬。
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另一回事。
《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之取材与风格》
腐蚀力极强的怀疑主义，被批评家封为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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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对"具体，经验，可证之事有无可救药的爱好"，不信任"抽象，无从触摸，超自然"，寻求"未被神学，诗歌，形而上学玷污的事实"
一般常识所知的日常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
托尔斯泰还以一项看法，论定此事，认为这种科学希望如获实现，将会结束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命
。“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生命能用理性加以规矩编制，生命的可能性也就毁灭了”
(伯林按：此处的生命指与意志自由之自觉相随而起的自发活动）
实则，即使是自然科学中最不发达的一门所需具备的那种可靠定律，历史研究的技巧再如何谨慎也不可能发现。不过，令托尔斯泰局促不安的，又非仅历史这种"不科学”的本质。他进一步认为，凡历史写作，似乎都命定要做武断的材料拣择与武断的重点分配。但对于这一点，他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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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侧重个人经验、关系、问题与内在生活之分析与写的艺术纯粹主义，当时由福楼拜极力提倡，异日复有纪德与受其影响的英国法国作家拥护并实践，而托尔斯泰恶其琐屑与虚谬。自己技巧超妙之处，正在这种艺术；自己为世宗仰之因，也正在这种艺术，他并无怀疑，而仍施之以绝对的谴责。在《战争与和平》撰写期间的一封信里，他语念痛怨，自言并不怀疑大众最喜欢他笔下的社会与个人生活场面、他的淑女绅士、他们小奸小坏的勾心斗角、赏心悦耳的交谈，以及他生花妙笔描写的细微奇行怪事。但这些都是生活的琐屑“花朵”而非其“根底”。托尔斯泰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因此必须知晓历史之所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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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自由，但是，我若不相信自由，即无法生活。我们怎么办？托尔斯泰至终没有任何清楚结论，只得出一个与柏克差相近似的看法：我们最好就以我们事实上对世事的了解，作为我们对世事的了解一一如天机自发、正常、单纯、未被理论污染、未被科学权威之尘雾所蒙蔽的人民实际上那样去了解人生，不要偏取各门伪科学来推翻这种以常识为为本的信念。常识至少具备禁得住长久经验测试的优点，伪科学则因为以贫乏得荒谬：可笑的资料为根据，不过陷阱、错觉而已。托尔斯泰以此立场，反驳一切乐观的理性主义、一切自然科学、一切自由主义的进步理论德国的军事技术、法国的社会学以及种种信心十足的社会工程。他发明一个凡事以自己单纯、俄国式、未经调教的本能为依归，而鄙视或忽视德国法国意大利专家的库图佐夫，理由在此；将库图佐夫提升成民族英雄，理由也在此。
艾亨鲍姆 托尔斯泰最大的困扰是缺乏积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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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举司汤达和卢梭为他受惠最多的两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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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事实及其关系所知愈充分，即愈难设想有何选择方案，我们所据以设想及描述世界的术语——或范畴——愈清楚、愈精审，我们就愈觉得我们的世界的结构固著难变，人事行动并不"自由"。
补充:机械决定论
又称“形而上学决定论”。指在古典力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盛行于17—18世纪西欧的一种只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偶然性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其代表人物为牛顿、拉普拉斯、斯宾诺莎、霍尔巴赫等人。它发端于17世纪的法国，其时哲学家笛卡尔就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观点。
太多人渴求文字魔力，太多人以文字代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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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未定。生命幸甚，并无剧本。临场的即兴创作，永远可能。没有什么使未来必然实现形而上学家拟定的节目。社会主义既非不可能，亦非无可避免。自由信徒的要务，则在预防自由沦为资产阶级的庸碌平常，或沦为共产主义之奴役。
以明天在"客观"上保证有自由，而为今日的践踏自由辩白，乃是一个残酷而邪恶的错觉，作为这种践踏自由的不义行动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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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例如赫尔岑（或者穆勒）以个人自由为其社会与政治的中心义理，视个人自由为至职之事，认为让弃此物其余一切活动，不论自卫或出击，都毫无价值；另一种人适成相反，或者以改造社会为其活动的惟一目的，仅视个人自由为一项可欲的副产品或者认为个人自由是一个因历史而无可避免的短暂发展阶段。这两个态度彼此对立毫无可能调和或妥协
赫尔岑曾评论西方与俄国的对比：那些政府……无论沦入多么低级的境：地斯宾诺莎犹未至于遭受充军之刑，莱辛也不曾挨鞭子或没入军籍。《彼岸书》，（全集三十卷》，卷Ⅵ，页15）在二十世纪，这种比较的力量看不出来
译按：赫尔岑由此认为，对道德力量与对个人的承认“是欧洲生活的重大人性原则之一”。在俄国，则彼得大帝以来取法西欧，凡能模仿之处，模仿殆尽，惟个人仍受压制，言论自由仍被视为无礼独立仍被视为颠覆——“道德上对权力的抑制，本能上对人权，思想权利，真理权利的承认”并未输入。
米什莱一八五一年为文批评俄国，赫尔岑起而反驳，将沙皇及其压制且落后的制度与俄国人民分开讨论，力言默默忍受暴政的俄国人民纯洁无辜、神圣，"俄国的未来寓于农民：正如法国的再生寓于工人”
赫尔岑生长富贵家庭，目睹政府及他本身阶级的无能与苛虐，非常能了解农奴何以有那些著名的懒惰冷漠狡滑、酸酒行为。正义感极其锐利同情之余，不免溢美，认为农奴在虐政里养成的这些自保习性底下，其实纯良如赤子。此外，赫尔岑对于农村公社里的多种弊端，也没有充分认识，赫尔岑终身善于打破一切学说主义的妄念，惟有自己这项执迷未能祛除：不过，将农民或所谓被压迫与受屈辱者美化、理想化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一贯主题，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未能免俗。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及高尔基可能是少数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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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惟在社会中，方得其人性，才自由；“惟集体与社会劳动使人解脱自然的桎梧”无此解脱“任何道德或思想自由”都不可能窃。自由是一种互惠形式无法孤立生成。必惟他人自由、得其人性，我才也自由，才也有我的个性。
由于向自然要求自由是荒谬之求，由于我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我与其余人类的关系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向人类要求自由，也同样毫无意义——你应该寻求的是你与他们形成“和谐的团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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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他们是在说“我是自由人”；一个德国人说“我是德国人”，其意则指我是奴隶，不过，我的皇帝比所有皇帝强大，而且，掐紧我脖子的德国军人会把你们也都掐住”每个民族各自有其嗜好——德国人魂牵梦系的是国家的巨棒。
巴枯宁看见压迫，也识得那是压迫；他由衷反叛一切形式的既有权威与秩序；他碰到集权主义者，也知道那是集权主义者，无论其为沙皇尼古拉、俾斯麦、拉萨尔或马克思。据他的看法，马克思是德国人、黑格尔信徒、犹太人，因此是加重三倍的集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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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观念史上，战胜拿破仑、进军巴黎，与彼得改革是同等攸关重大的要事。经此二事，俄国知觉到她的民族统一，意识到自己是欧洲大国，而且已获承认为欧洲大国，不再是中国长城外面一群生口众多、久遭鄙视、沉陷在中古黑暗里、半带热心而笨拙模仿外国范例的乌合蛮人。此外，长期的拿破仑战争引发重大而持久的爱国热忱，全民参与一个共同理想，阶级平等的感觉随之增加，一群比较理想主义的青年于是开始感到自己与国家有新的连属相系之处。这种连属感，是他们所受教育不可能鼓动启发之物。爱国的民族主义既增长，同时便带来无可避免的附属品，对于俄国的混乱、污秽贫穷、效率不彰、野蛮、极度漫无秩序，油生匹夫有责之感。即统治阶级中最欠温情、最麻木不敏最顽冥强硬的半文明成员，也染上这股普遍的道德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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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思想史上，解放并非甚不寻常之事。所谓的解放者不是解答你的问题理论或行为方面的问题）而是转化你的问题——他将你置入一个新架构内，而结束了你的焦虑与挫折。在新架构里，旧问题不复有意义，新问题会出现，但新问题的解决法在你如今处身的新宇宙里其实已有相当程度的预示。我作此语，意思是指，被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或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解放的人，不只认为柏拉图或牛顿对旧问题的解答比阿尔伯图斯或耶稣会士更正确而已——应该说，他们意识到一个新宇宙。在此新宇宙内，先辈烦惑不解的种种问题忽然显得既无意义，亦不必要。旧桎梏掉落，你感到自己再造为一个新形象的刹那即是新生之始。在这层意思上，你很难说谁不能使一个人豁然自由——伏尔泰自己一生所解放的人，数目之巨，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席勒、康德、穆勒、易卜生、尼采、巴特勒、弗洛伊德都会解放人类。管见所及，法朗士，甚至阿尔道斯·赫胥黎，亦皆可说曾奏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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