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染匠之手 一、二辑
我们对于成名作家的评价绝不仅仅停留于美学上的判断。对于其新作，就好像对待一个我们瞩目已久的人的行为，除了关注可能具有的文学价值之外，我们还具有历史的兴趣。他不止是一位诗人或小说家，他还是融汇到我们生命历程中的人物。
如果说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比优秀的诗人或小说家更罕见，原因之一是人类的自我主义天性。诗人或小说家在面对自己的题材（一般来说是生活）时必须学会谦逊。然而，批评家必须学会谦逊对待的题材是由作者即人类个体构成的，而获取这种谦逊要困难得多。比起说——“ A先生的作品比我所能评述的任何事物更为重要”，说——“生活比我所能描述的任何事物更为重要”要容易得多。
我们中很少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夸口自己从未因道听途说而谴责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但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赞誉过自己尚未读过的书或作家。
有些书被不恰当地遗忘了；然而没有书被不恰当地记住。
年轻作家可能会被老作家引入歧途，即偏离正轨，但他似乎更有可能被优秀作家而不是坏作家诱惑。越是强大的、具有原创力的作家，对于正在试图寻找自我的天分较差的作家，就越危险。而且，内在贫乏的作品往往能够激发想象力，在别的作家身上间接地造就优秀作品。
当一位我信任其品位的书评家指责某本书时，如果我感到慰藉，那仅仅是因为出版的书籍过于丰盛，想到这点令人释然：“嘿，这里至少有一本不必为之操心的书。”
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的确很差劲，写文章抨击它所拥有的唯一乐趣只能源于我自身，源于我竭力展示自己的学识、才智和愤恨。一个人在评论低劣之书时，不可能不炫耀自己。
律师和医生可以讲讲故事，关于有趣的案例，关于各种经历，从而互相取乐，也就是说，这些都涉及他们的专业兴趣，并且不是私人的，而是外在于他们的。作家却没有非私人的专业兴趣。
只有那些他对其判断力充满敬意的人的看法才能使他信服。除非想象力与智力在所有人中得到平均分配，作家才有必要获得广泛的口碑。
当某个明显的傻瓜说他喜爱我的一首诗，我感觉就像从他口袋里偷窃了东西。
一名作家创作时所感受到的激情对他最终作品的价值的揭示，其程度相当于一位敬神者在礼拜时所感受到的激情对其敬神的价值的揭示，也就是说，几乎没什么作用。
尽管我十分讨厌打字机，但是必须承认它对于自我批评是有帮助的。打字稿毫无人情味，看起来很丑陋，当我将一首诗打印出来，我立刻就发现了它的缺陷，而在手稿上，我就会看不到这些缺陷。对于一首别人的诗，我所知的最严厉的考验是将它手抄一遍。此时，生理上的厌烦肯定会使最细小的缺陷自我暴露；手一直在寻找停下来的借口。
他不断地表达某种观点或信念，并非因为他相信它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其中包含着引人入胜的诗歌的可能性。
由于巴别塔的诅咒，诗歌成为了一门最狭隘的艺术，然而，时至今日，当文化在世界各地变得一样单调时，人们开始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诅咒而是福音：至少在诗歌中不可能有一种“国际风格”。
马修·阿诺德用以衡量所有诗歌的“试金石”概念总是使我惊讶，我以为这是值得怀疑的概念，让读者变得自以为是，诱使天赋不错的诗人去模仿超出自己能力之上的诗歌，从而毁灭他们。一名希望提升自己的诗人当然应该有一些良好的伙伴，为了助益，也为了舒适，伙伴不应高出他的地位太多。我们根本不清楚，增益莎士比亚的才华的诗歌是否是他所熟悉的伟大诗歌。甚至对于读者来说，当他想到一首伟大的诗所要求的对它的关注，每天读一首伟大的诗这个想法是很无聊的。大师作品应留用于精神的圣日。
他的很多诗明显是差诗。这给予我希望，而一名毫无瑕疵的诗人会令我绝望。
学徒们相互之间进一步提供着互助服务，这是更年老、更保守的批评家做不到的。他们阅读各自的手稿。在这个年龄，作为批评家的同伴学徒有两个优点。当他读你的诗，他也许会十分地高估它，但是如果他这样说，那都是肺腑之言；他从不奉承或仅仅出于鼓励才说出溢美之词。其次，他带着富于激情的凝注力读你的诗，而成熟的批评家只对大师杰作才付之这样的凝注力，成熟的诗人只对自己才这样做。当他从你的作品中找出错误，他的批评是希望能帮助你改善作品。他真的想要让你的诗变得更优秀。
如果一名大学生某一天早上向他的导师宣布，格特鲁德·斯坦因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作家，而莎士比亚并不优秀，事实上他说的是下面的话：“我不知道写什么或怎么写，但是昨天当我读到格特鲁德·斯坦因，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线索”
在别人的眼中，如果一个人写下一首好诗，那么他就是诗人。而在他自己眼里，只有在为一首新诗做着最后的修订时，他才是诗人。在这一刻之前，他只是一名潜在的诗人；在这一刻之后，他是一个停止写诗的普通人，也许永远停下了。
假如一名年轻诗人很少在考试中表现出优异，这不足为奇。如果他表现优异，他或者是成长中的学者，或者实在是个好孩子。一名医学专业学生知道他必须研究解剖学才能成为医生，所以他有着明确的理由去学习。一名未来的学者有学习的理由，因为他或多或少知道自己想要知道什么。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一名未来的诗人知道自己必须知道的。他对眼下时刻束手无策，听凭摆布，因为他并没有具体的理由对这一时刻的要求不做屈服，
命令自己不要模仿自己可能意味着一些比这更为艰难的事。这可能意味着，他也许得节制自己，不要去写一首将会成为佳作的诗，甚至是一首受人崇拜的诗。他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写完一首诗就确信这是一首好诗，可能的情形是，这首诗只是一种自我模仿。要表明它不再是自我模仿，最有希望的迹象是一种彻底的无从确定的感觉：“这首诗特别出色或是特别差劲，我说不清。”
我怜悯那些只受本能驱使的诗人；对我来说，他们是有缺陷的。当这些人想要思考自身的艺术，想在自己制造的结果中发现模糊不清的规律，并在这思考中获得一系列其神圣的目的在诗歌作品中不会犯错的准则，他们的精神生活必然会出现危机。
神圣事物和世俗事物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层面并不被承认。这种区分或是被否认，或是被认作一种有关品位的私人事务，这种私人事务不关涉或无须关涉社会。在这样的文化中，诗人处于一种业余状态，诗歌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内行的，而是个人的。这就是说，他既不作为一个公民写诗，也不作为一个由内行们组成的专业群体之一员写诗，而只是作为单独个体写诗，并由其他单独个体阅读其诗作。
艺术风格的重大变化总是反映出社会想象中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之间的边界的转移。
我们往往会赋予任何想象中为我们的生活和行为负责的力量以面容；反之亦然，我们往往会剥夺那些我们认为任由我们的意志摆布的人的面容。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试图逃脱责任。在第一种情形中，我们希望说道：“我做这些的时候难以自禁；另有一个人，比‘我’更为强大，是他让我这样做”——在第二种情形中：“对于 N，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任何事情，因为 N只是个东西，一个缺少自身意志的未知数。”
我有时候会倾向于认为，许多现代诗人及其读者厌恶格律诗，也许是因为他们将规律性的重复和形式上的限制与现代生活中一切最枯燥、最死气沉沉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路钻、时钟准时的敲打、官僚主义规章。
对于那些表示出写诗愿望却又明明显出无能为力的人，情形经常是这样的，他们的心愿并不是为了创作，而是获得自我的永存，他们拒绝接受自己必死的命运，就像那些关爱孩子的父母，并非将孩子视为与自身相似的新的生命个体，而是试图在时间中延长他们自己的存在。
令人惊异的是，那么多年轻人，无论男女，当被问及这一生想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既不会给出一个理智的答案，例如，“我想成为律师、旅店老板、农场主”，也不会给出一个浪漫的答案，例如，“我想成为探险家、赛车手、传教士、美国总统”。相当多的一批人会说，“我想成为作家”，他们所谓的写作指的是“创造性”写作。即使他们说“我想成为记者”，他们也有一种幻觉，以为他们以此为职业能够进行创作；即使他们真实的想法是试图赚钱，他们也会选择一些报酬丰厚然而略微带点文学性的职业，比如广告业。
在这些想要成为作家的人中，大多数并没有受人瞩目的文学天赋。这一点本身没什么令人惊讶之处；任何职业上的显著天赋都并非司空见惯。让人惊奇的是，在那些在职业上并不具备任何显著天赋的人中，竟然有这么高比例的人会将写作作为答案。我们可能会指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设想他们具备医学或工程学等方面的天赋，但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年轻人毫无天赋，他很可能会梦想去写作。
希腊人在接纳奴隶制并且为之辩护时，比我们更为冷酷无情，然而也比我们更为清醒；他们知道这种状态中的劳动是奴役，没有人由于成为劳动者而感到自豪。有人可能会由于成为工作者（ worker）而骄傲——换言之，工作者就是制造持久存在的物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制造过程已经合理化为对速度、经济和数量的追求，于是，单个工厂雇员所扮演的角色已变得过于渺小，因而工作对于他而言已丧失意义。实际上，所有的工作者已蜕化为劳动者。无法以这种方式被合理化的艺术——艺术家仍然对自己创造的作品保持责任——会使一些没有显著天赋的人着迷，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们极有理由担心自己终其一生面对的将是徒劳无益的劳动。这种着迷与艺术的天性无关，而与艺术家工作的方式有关；在我们的时代，艺术家是自己的主人，这一点无人可与之相比。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个观念吸引着大多数人，这很容易使人想入非非，以为艺术家的创造能力是人人皆有的，只要尽力而为，几乎所有人只须作为人，而无须凭借某种特殊天赋就可以创作。
评论